消息传到北京时，同治皇帝大喜过望。
当时清政府国库亏空，财政吃紧，连军饷都发不出，朝野上下都指望着攻下天京后，用太平天国的财宝来救燃眉之急。
慈禧太后和满朝文武翘首以盼。
等来的却是曾国藩的一纸奏折。
他在奏折中懊恼地写道：“克复老巢而全无财货，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一个“全无”，一个“罕闻”，两个字把事情说绝了。
慈禧不信，朝野也不信。
“历年以来，中外皆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这是当时所有人的共识。
你曾国藩打下天京，告诉我里面一分钱都没有？
谁信？
然而曾氏兄弟手握重兵，朝廷刚刚打完一场十四年的大仗，实在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把关系闹僵。
慈禧在回复的廷寄中说，根据你的奏折，城中并没有贼库——这就算认了。
但认归认，猜疑从未消散。
一个流传最广的说法指向了曾国荃。
这位湘军“九帅”是破城的主帅，自然成了众矢之的。
民间传说他挖到了太平天国的窖藏金，为了把藏金纳入私囊，最终一把火烧了天朝宫殿，毁灭证据。
各种细节被添油加醋地传播开来——有人说曾国荃率兵进入天王府后，发现天王殿上悬挂着四盏巨大的圆形巨灯，里面有小孩手臂般粗的黑色柱子支撑，外面罩着红纱，有将领认出这是元朝宫中的宝灯，比黄金还要贵重。
还有人说湘军在天王府搜查时，一名士兵在石级上摔了一跤，一块砖头忽然陷落，下面藏着上百双金缠臂。
清末小说家李伯元在《南亭笔记》中记载得更为具体：“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
忠襄就是曾国荃的谥号。
李伯元写道，曾国荃攻占南京收入数千万，除报效朝廷若干外，其余全部运回了老家。
陈乃乾在《阳湖赵惠普年谱》中也有类似记载，说湘军将领萧孚泗“从中获取金银不赀，随即放火以掩盖其抢夺的痕迹”。
更有人指证说，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在1865年秋天回湖南时，动用了两百多艘船运送行李——“两百多艘船”这个数字，成了私吞说最直观的“证据”。
还有一件事让传言更加坐实。
同治六年（1867年），赋闲在家的曾国荃在湖南湘乡县荷叶塘大坪村开始营建一座庞大的宅第，取名“大夫第”。
这座宅第总建筑面积达十三万平方米，光天井就有二十四个。
整个建筑分成三大部分，九进院落沿山势铺展，一百四十八间房舍。
十三万平方米是什么概念？
放在今天也堪称巨构。
一个刚刚打完仗的将领，哪来这么多钱修这样一座宅子？
一时间，曾国荃成了“天下第一谤”的主角。
然而，如果仔细审视这些指控，漏洞并不少。
首先看李伯元的《南亭笔记》。
李伯元生于1867年——天京陷落三年之后他才出生。
他根本没有亲历过那场战争，《南亭笔记》也属“小说家言”，被后世学者认为是“史料失真的笔记的典型”。
一个三年后才出生的人写的东西，能当证据吗？
其次，关于天王府的四盏元代圆灯——曾国荃破城后并不在城中。
湘军大掠三日时，他正在营中写奏折向朝廷报捷。
慈禧后来还为此斥责他“玩忽职守，不监督大军入城”。
一个不在现场的人，怎么“私吞”天王府的宝物？
曾国荃本人对此的回应很干脆。
他在向朝廷的报告中称“城内并无贼库”。
为了找到宝藏下落，他对被俘的忠王李秀成进行了严刑逼问，但李秀成始终没有说出宝藏的下落。
李秀成被关在牢笼中九天，写下了数万字的供状。
他在供词中写道，“天京事变”后“国库无存银米”，他拿出自家的粮食救济难民，部队没有给养，只好变卖家中女人们的首饰。
一个忠王，临死前写的供词，如果真有巨额宝藏，他为何不说？
更直接的证据来自徐珂。
这位清代野史掌故大家在《清稗类钞》中写道：“湘乡两曾之富，文正逊于忠襄，世所知也。
然忠襄资财亦不及百万。”
徐珂的侄女嫁给了曾国荃的嫡长孙，作为长孙媳，她对曾家的财务状况应当有直接了解。
她告诉徐珂：“忠襄身后，仅有田六千亩，长沙屋二所，湘乡屋一所。”
六千年亩、两处房产——这在当时算殷实人家，但距离“获资数千万”差着十万八千里。
曾国荃自己的信件也印证了这一点。
同治九年（1870年）十一月初一，他在给大哥曾国藩的信中说：“弟向未留剩活钱而用度日繁，亦渐有涸竭之意。”
光绪元年（1875年），他又数次在给侄儿的家信中透露经济问题：“千辛万苦，乃得此处，虽撙节用之也，年可省出八千两完账。”
一个私吞了数千万两白银的人，会在家信中向亲人哭穷吗？
家信不是公开奏折，没有作秀的必要。
直到光绪年间复出担任两江总督，曾国荃的财政危机才算缓解，最终留下田产一千亩、财物十万两给后人。
十万两，不是数千万。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曾国荃没有私吞，太平天国的巨额财富到底去了哪里？
第一个可能的去向：被湘军瓜分了。
湘军围城三年，欠饷日久。
破城之后，曾国藩虽然发布过“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的命令，但在实际行动中，他听凭湘军掠取浮财。
士兵们进城后四处劫掠，值钱的东西基本都被抢走了。
这些劫掠所得分散到了成千上万的湘军士兵手中，不可能再以“圣库”的形式存在。
所谓“全无财货”，可能是针对“圣库”这个整体而言——公账上没有，但私囊里装满了。
曾国荃作为主帅，既无法制止，也无意制止。
第二个可能的去向：在漫长的战争中消耗殆尽了。
圣库中的财富并非一成不变地堆在那里等着湘军来拿。
洪秀全定都天京后，动用了上万军民拆毁大批民房，在原来两江总督衙署的基础上改建、扩建天王府，建成后“城周围十余里，城高数丈”，“雕琢精巧，金碧辉煌”。
洪秀全吃饭用二十四只金碗、一尺多长的金筷子，杯盘壶杓都是金玉器皿。
他戴的金冠重达八斤。
其他诸王纷纷效仿，一个赛一个地奢侈。
太平天国后期大肆封王，多达两千多个，这些王的花销巨大。
再加上战争开支、购买武器和粮食都需要大量的钱财——间谍张继庚的密信已经说明了一切：刚占领南京时圣库有1800万两，几个月后就只剩800万两。
到天京陷落前夕，圣库早已被掏空。
第三个可能的去向：被少量太平军将士带出了城。
天京城破时，忠王李秀成率领千余人保护幼天王洪天贵福趁夜从太平门缺口突围。
他们换穿湘军服饰，趁着夜色混出城去。
有一种说法认为，幼天王可能携带了大量奇珍异宝退守湖州。
湖州当地老一辈人口头相传，在黄文金的旧宅中埋藏着幼天王从天王府带来的巨额财宝，有九大缸、十三个坛子。
但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李秀成突围时，幼天王连自己的两个亲弟弟都无法带出，一个匆忙逃命的人，怎么可能带走大量财宝？
李秀成把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自己牵了一匹驮运行李的老马——如果行李中装满了金银，那匹老马恐怕跑不了多远。
除了天京的宝藏，民间还流传着太平天国其他藏宝地的传说。
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南京有个绰号“蒋驴子”的人得到了太平天国的窖藏金，一夜之间成了金陵巨富。
蒋驴子本名蒋春生（一说蒋寿山），幼时家贫，曾给人看驴子，后来靠赶毛驴贩运货物发家。
传说他在太平天国时期担任“驴马车三行总管”，受李秀成信任。
天京陷落前夕，李秀成命他将窖金转移，有“金银数千箱，命驴往，埋于石头山某所”的说法。
蒋驴子后来确实富甲一方，在南京广置房产，拥有“九十九间半”的豪宅，人称“蒋百万”“蒋半城”。
然而，治学严谨的史学者并不采信这个说法。
南京秦淮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学者金戈曾采访过蒋家后人，并查阅过老一辈学者的文章，认为蒋家与“毛驴”毫无关系，蒋百万的财富来自于战乱期间收购店铺、囤积货物。
另一个传说是关于石达开的。
1863年，石达开率部转战四川，在大渡河紫打地（今安顺场）被清军围困，全军覆没。
民间传说他在此处埋藏了大量金银财宝。
抗战期间，四川省主席刘湘对此深信不疑，秘密调遣一千多名工兵前往紫打地挖掘。
工兵们从山壁凿入，发现了三个以三合土封固、砌着石条的洞穴门。
但挖开其中两个洞穴后，里面仅有鎏金铜器、银带扣、玉额花、袖箭筒、护手、木刻等少量残缺物件。
这些物件被装箱运往成都后，挖掘工作不了了之。
这些传说虽然引人入胜，但都没有确凿的史料支撑。
回到天京。
回到1864年7月19日那个下午。
湘军士兵踏着城墙的缺口涌入天京时，他们以为等待自己的是金山银海。
他们搜了三天三夜，拆了房子，挖了地窖，掘了池塘，最终发现——传说中的圣库，只是一个传说。
太平天国的圣库确实存在过。
1853年定都天京时，它确实装满了从各地聚敛来的金银。
但十一年的奢靡、战争和封王，早已将它消耗殆尽。
即便还有一些残余，也早在湘军大掠三日的过程中被成千上万的士兵瓜分干净。
160多年过去了，关于那笔财富的去向，民间依然众说纷纭。
有人坚信曾国荃私吞了，有人说被蒋驴子埋在了石头山下，有人说石达开把它们留在了大渡河畔。
但历史研究者更倾向于一个不那么戏剧性的答案——它不是在某个神秘的地方等着被发掘，而是在漫长的战争中，被一座座奢华的王府、一场场消耗巨大的战役、一笔笔买军粮买武器的开支，一点一点地花掉了。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入天京。
三天搜杀之后，秦淮长河尸首如麻。
曾国藩在奏折中写下了那句让慈禧耿耿于怀的话。
李秀成在狱中写下了数万言的供词后被处决。
幼天王在逃亡数月后被俘。
曾国荃带着“天下第一谤”回到了湖南，在荷叶塘建起了那座十三万平方米的大夫第——无论他建宅子的钱从何而来，那座宅子至今仍矗立在湘中的晨雾里，青砖泛着冷辉，檐角铜铃轻响。
至于太平天国的宝藏，如果你今天去问南京的老街坊，他们大概会告诉你：有啊，怎么没有？
就在——然后指向某个方向，讲一个关于蒋驴子或者九缸十三坛的故事。
然后你会发现，每个故事的结尾，都没有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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